[转帖] 【人文】1954年徐向前病魔缠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历史进程。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提上了议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庄重地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953年底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把军队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
徐向前领兵作战20多年，就是在战争极度紧张的年代，他都把军队建设、军事素质的提高视为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如今新中国成立了，军队既要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要加快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他十分关心着军队发展的方方面面。可是，自从去苏联回国，他几乎是一病不起，肺病、肋膜炎、偏头疼症接连发作。在1952年到1953年这2年多内，他先后在北京、武汉、杭州治疗养病，以极大的耐心，和多种疾病作斗争。按医生的话说，病情总算稳住了，但彻底好转要很长的时间。
195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2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在毛泽东主持的第一次军委会议上，决定建立军委集体领导制度，一般情况下，每周举行一次例会，由彭德怀主持。
徐向前身体极度虚弱，头疼病发作起来，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两手抱着脑袋满屋走。战争年代，他头疼发作时，常常拿着SHOU枪柄敲击头部，敲得麻木了，才得安静；如今那办法不灵了，就吃点止疼片，在地上走走，走得身体累了，躺下喘息一会儿才慢慢安静下来。就是这样的身体，他仍像战争年代一样“任务重于生命”，军委的例会很少请假，积极参加治国安邦、整军建军的伟大事业。有时开会中实在支撑不了时，才到休息室休息一会儿，吞片药，继续参加讨论问题。彭德怀发现了徐向前被病折磨得不轻，劝他说：“徐总，不必硬顶着啊，身体实在不行，我替你请假嘛。”徐向前说：“谢谢彭总，不能参加会我会请假的。”话是这么讲，事实上他几乎是每会必到。会议的大多数议题是理顺军队机构、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徐向前经过深思积极提出意见。
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曾就军队的组织编制、加强部队的训练、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问题进行过讨论。军委成立后，经过深入讨论，一项项落实。从1955年军队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军官服役制度、军衔制度和勋章奖章制度。徐向前参加了这些制度的制定研究。
徐向前在参加军委集体领导的同时，还分工管空军防空军的工作。1955年4月12日、13日，他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会议，研究防空军与空军的组织机构及作战指挥、组织协同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副总参谋长陈赓、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防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参军务部部长苏静，以及苏联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将军及防空、空军首席顾问。会议强调建设防空军的重要性，提出防空区的划分因地制宜，不要强求和大军区的划分一致。大体与空军一致。需要的加强，暂时不需要的，可以建一个小的防空机构，逐步予以加强。武汉地区的防空没有基础，可先建一个防空师。防空军干部奇缺，除从军区选调一批，以配齐主管干部外，要调整几所学校给防司，加强干部的培训。军区空军、防空军由军区和军委空司、防司双重领导，军区首长全面负责。当时，飞机很少，防空军没有自己的航空兵，因此，除地面防空由防司负责外，歼击机的使用，由军区防司和空司协调，或设联合指挥所，或由防司提供情报，空军指挥歼击机。这仅是在飞机少的情况下，在指挥上采取的临时措施。会议解决了空军、防空军组织机构和指挥关系上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荣获元帅军衔和八一勋章、八一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为元帅们授衔授勋。徐向前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卓越的军事家。但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从被授予元帅那天起在以后许多年，他常说：“我们这些人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他抱着多病的身躯，拼全力工作，在生活上不要过高的照顾，把配发的两部车退回一辆，听说三座门招待所要买地毯，他把家中的新地毯让人卷了送去。因病要加强营养，组织拨给些补助金，他命人退回。他唯一的要求，是能为军队建设多做些工作。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徐向前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高度评价了党的总路线和建国以来取得的成就。他说：“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彻底胜利以后又及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既反映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也反映了在中国条件下所存在的某些特殊的局部的规律。因此，他同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个总路线的正确性。”在国家建设稳步发展的同时，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全面开展。军队的建设，在健康的轨道上稳步前进。一系列规章制度健全起来，部队的编制、体制逐步理顺，武器装备也逐步配套、更新，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展现了新的面貌。以后许多年徐向前常说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这个时期体制是合理的、高效率的。从1957年开始，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走上了曲折的道路。先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而后是“大跃进”运动。“左”的指导错误和许多“左”的行为，给军队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这期间，徐向前肺病虽然好转，偏头疼症仍不断发作。他很少去外地，住在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一座不起眼的小院里。全军的干部战士，很少能从公开的报刊上见到徐向前元帅的名字。1957年3月，总政治部公开出版的《解放军战士》杂志上，刊出记者的一篇专稿《在徐向前元帅家里》。文中从一些生活小事，介绍了这位元帅的艰苦朴素生活和严格的家风，透露了徐向前身体不好的情况。作者有这样一段描述：
“……当我从徐向前元帅家里出来的时候，望着门前小巷口走过的人们，心里禁不住想：过路的人们，你知道吗？在这个普普通通的住宅里，住着我们国家的一位元帅，他，日夜关怀着人民生活，军队的建设；操劳着国家大事。但是，他又和我们国家一个普通的公民一样，度着极为俭朴的生活……”这篇文章，在全军引起了强烈反响。40多天里，编辑部收到400多封信件，干部战士纷纷赞扬徐帅的高尚品质，表达向老帅学习的决心。一些当年跟随徐向前南征北战的老部下，也纷纷写信向徐帅转达他们的敬意和问候。5月20日，病中的徐向前亲笔给《解放军战士》编辑部写信，信中表达了对大家的希望和勉励之后，写道：“我虽因病魔缠身，暂时不能和同志们一起担负起我应负的责任，但我的心，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同志们！”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的“教条主义”。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又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军队工作中“左”的错误不仅得不到纠正，而且愈演愈烈。林彪就在这种形势下，出任国防部长并开始主持军委工作。195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秘书长为罗瑞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根据林彪的提议，刘伯承、徐向前分工管理战略问题的研究，在军委之下成立一个战略问题研究组，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组长。这个战略小组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①。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萧向荣等6人组成的办公会议机构，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以后又增补张爱萍为办公会议成员。徐向前分管战略研究工作后，大部分精力放在战略问题研究上。总参作战部战略研究办公室派了专门的联络员，经常向他汇报作战方面的情况。有关战略方针问题、战争准备（包括人力物力动员）问题、战场建设问题，徐向前都积极慎重地提出意见。每一条意见和设想方案，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军队的成败。因此，徐向前常常为一个问题彻夜不眠，这不能不使他的病体受到损害。但是，他往往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常常不听医生劝告，为军队的建设呕心沥血。1962年10月，他住进301医院后，在病床上仍关心着前线的情况，多次听取总参作战部的汇报。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在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程中，每一胜利，每一步都凝聚着徐向前元帅的心血和智慧。